國際可持續發展領域不斷發展,新的術語和概念層出不窮。這些新概念不僅代表著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潮流,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入的思考。本文整理了近期在國際上話題度較高的流行術語,分享國際前沿的思想趨勢。
“漂綠”即通過欺騙性營銷和虛假的可持續聲明誤導消費者、投資者和公眾,這一概念已經廣為人知。“漂綠式轉型”的意思與“漂綠”近似,但更聚焦于轉型金融。這一術語指的是金融機構提供所謂的綠色融資來資助碳密集型企業,但這些企業并沒有利用投資進行清潔能源轉型,或者僅將投資用于某些受嚴格司法管轄地區的業務轉型,金融機構因此遭到蒙蔽,甚至在知情情況下默許。
國際市場產生這種擔憂的原因之一,是轉型金融往往缺乏關于“什么是有效的轉型項目”等系統概念,這可能會導致轉型資金不但不能助力實現降碳目標,反而延續了碳密集型企業“一切照舊”的時間,需要格外引起關注。
企業、機構或相關減碳項目被發現“漂綠”,通常是因為他們披露的行動成效與綠色承諾相差甚遠,而且往往宣傳越積極的企業越容易被審查。于是,國際市場上出現了一種應對“漂綠”批評的方式:“綠色沉默”,即相關企業直接“擺爛”,對其氣候戰略保持沉默,或者故意淡化落實數據與方案。
這種現象越是在嚴打“漂綠”的地區越表現明顯。2022年,瑞士碳咨詢機構South Pole對來自12個發達國家的1220家大型企業進行調查,其中23%受訪企業雖然設定了減排目標,但不愿意公開目標以及計劃,以免“說多錯多”。逃避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如何取得信息披露與監管之間的平衡并提高更多企業的積極性,或許是最值得當下人們思考的問題之一。
“能力漂綠”這一術語于2020年首次出現,并于2023年成為了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新焦點。它指的是求職者或者企業代表美化自己獲得的與可持續發展或ESG有關的專業知識、技能、能力、證書及資質,以此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或利潤豐厚的綠色業務合同。
顯然,這種新型“漂綠”行為的興起是源于國際市場對可持續發展專業人才的需求。一些企業會將沒有相關經驗的內部員工直接“升”為ESG或可持續發展工作負責人,或者開設“通用型可持續發展職位”,而不是根據企業實際情況招募更精準領域的專家。這種操作不僅會導致企業制定的可持續發展轉型戰略失效,還會削弱市場的信任。
顧名思義,“企業脆弱性”就是企業在遭遇復雜環境變化或者受不穩定因素影響中的脆弱程度。當前,越來越多消費者和投資者對各種“報喜不報憂”的企業宣傳形成了免疫,并對“過于完美的可持續發展品牌”心存疑慮,企業也因此反而增加了被質疑“漂綠”的風險。
為了提高可持續宣傳的真實性和可信度。一些公共關系專家建議企業在談論可持續發展實踐和歷程時,態度要更加辯證和謙虛,不要過于追求打造理想化的形象。相反,要主動展示“企業脆弱性”,在披露數據、展示過程的同時,誠實面對錯誤和分享實踐反思,建立 “勇敢、真誠、負責任”的企業形象。
“全球沸騰”是“全球變暖”的升級版。根據美國宇航局、歐盟委員會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等機構發布的數據,2023年7月是地球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月份,也可能是大約12萬年來最熱的月份,出現了有史以來最熱的三周、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三天,以及每年此時有史以來最高的海洋溫度。世界氣象組織的數據更顯示,2023年7月單月的平均溫度已經碰到了“比工業化前的平均水平高1.5℃”的升溫極限。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對此評價稱:“全球變暖的時代已經結束;全球沸騰的時代已經到來。”畫面感強烈的“全球沸騰”一詞立刻晉升為全新熱詞。
在很多企業還沒有算清楚碳排放的范圍3時,升級版“范圍4”已經開始興起了。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通過使用節能產品和服務而避免的排放”。例如一家企業按傳統做法應該砍伐一片森林,但他們最終選擇停止砍伐,這一決定所避免的碳排放就可能被稱為該企業的“范圍4”排放。
不過,目前這個概念的爭議很大。支持者認為它反映了企業為避免碳排放帶來的價值,而批評者則認為這個概念沒有實際意義,因為它只是一種“假設”,并不涉及真正的碳排放。
“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與“碳信用額度”類似,是用于為實現生物多樣性凈收益的活動提供資金的經濟工具。過去幾年,參與生物多樣性領域的行動者和項目支持者的數量呈指數級增長。許多生物多樣性保護組織和項目會將其具有高完整性的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進行出售,并用企業提供的資金繼續維持運營或擴大保護效果。
當然,為了確保這種機制有效,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也需要和碳信用額度一樣,建立明確的測量、報告和驗證規范。目前,在洪都拉斯、澳大利亞、瑞典等國已經有了一些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方面的探索案例。
面對各種野火、風暴、干旱、高溫等極端氣候事件有關的報道時,你是否感到了焦慮和沮喪?處于糟糕生態系統中的人們會產生長期且嚴重的精神痛苦。這種負面氣候變化對人造成的心理健康影響就被稱為“生態焦慮”。
這一概念最早在2005年被澳大利亞環境哲學家格倫.阿爾布雷希特(Glenn Albrecht)提出。近年來,隨著氣候變化在全球范圍內變得越來越明顯,這一術語也變得越來越高頻。緩解生態焦慮的方式則除了接受正規心理治療外,還可以包括參加社區環保活動、進行生態藝術治療等。
“氣候辭職”即企業員工因為無法忍受企業對環境問題的無視而辭職。畢馬威對英國地區18歲~24歲求職者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因為招聘企業在ESG方面表現不佳而拒絕了入職邀請。歐洲投資銀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三分之二的歐洲人認為“優先考慮可持續性”是他們選擇雇主的標準之一。在20至29歲的受訪者中,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將其當作第一篩選標準。
顯然,社會公眾特別是年輕人群體對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要求已經不再停留在口頭上。“對氣候和環境的承諾”正在變得和薪資條件、福利待遇、職業前景等一樣重要的企業吸引人才要素。
歡迎您留下聯絡資訊,我們將由專人與您聯系